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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校友口述史|王丹彦:一代广播电视

Updated:2019-06-11 10:06  By:R

中国人民大学校友口述史|王丹彦:一代广播电视工作者的坚守


中国人民大学校友口述史|王丹彦:一代广播电视

王丹彦

  王丹彦,北京人。大众传播伦理学博士,二级高级编审,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正局级),全国百佳广播电视理论工作者。1978至1982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

曾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理论部主任、法制部主任、社教中心副主任,中央电视台社教中心副主任、主创作者,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宣传管理司副司长,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常务理事。十余次获中国广播电视节目一等奖、全国人大新闻一等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等。现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及中国传媒大学艺术部特聘教授。

 

   人大给我最深的印记就是:融化在血液里的使命感、责任感和家国情怀。在遇到问题时,不会以个人去站位,而总是会从国家的角度,从民族的角度来考虑。

 

学海泛舟久,十年人大情

  我在北大出生,也在北大长大。父母都是离休干部,一路参加革命当兵过来筹建总参某部,所以我从小行事作风就有军人的感觉,没有女孩子娇滴滴的习气。因为北大于我太过熟悉,一心想要换个环境,于是有了与人大的情缘。本科加上博士,人大记录了我将近10年的岁月痕迹,也影响了我的发展轨迹,打磨了我的观念秉性。

我小学,转了三次小学,都是红小兵副连长,到了中学,做班里的团支部书记,后来又做校团委副书记。但实际上我不会“当官”,我会干事儿,做事才走心。我在北京101中学做校团委副书记的时候,专管出学校宣传的最重要的两大块黑板报,每隔一段时间更新一期。这个过程很锻炼人,每新出一期,黑板报前都会围满了人。那时候海淀区还有校团委书记的马列学习小组,我们都很活跃。我后来一心想学哲学,渊源也就在这。

上大学之前的工作,我其实有很多选择,例如去部委做秘书,但我都没去。那时候,我一心想当产业工人,调研了各地插队的情况后,我觉得产业工人最先进。终于,有个纺织厂来校招工,于是我有了在北京市七一棉织厂的一段工作经历。刚进厂时,厂里看重我,想让我做团委副书记,而我一门心思要从底层干起。就这样,我成了一名光荣的织布挡车工。那时的工作是早中晚三班倒,看管36台织布机,一圈一圈地转,眼快手快是必须的。要时刻保持注意力,不能打盹,特别是夜里。因为打盹就有可能放过布料上的小疵点,而小疵点的处理必须在十厘米之内。过了十厘米,布料就不能拆开了,瑕疵也就没法补救,整批布将降为二等品。在处理手头的小疵点的时候,还要兼顾其他35台机器的情况,要协调好。当年,我创造了我们厂里第一个万米无次布,成为北京市“学大庆标兵”。那时候没有任何物质奖励,就是一车人敲锣打鼓到家里送大红花、送喜报。

这一段亲身经历,后来成了我笔下的答卷。1977年我参加高考,那一年高考的语文作文题目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我写了这一段经历,结果作文拿到了85分的好成绩。1978年人大复校,我如愿成为了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名新生。我一直对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非常感兴趣,在我的理解中,哲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上的一个统领学科,所以我选择了哲学专业。和大部分同学不同,我当时的身份是工人,因此是带薪上学。

我对研究康德很有兴趣,而当时我们班同学大部分的研究方向都不是这个,于是,我经常去找陈志良和唐有伯两位研究生讨论问题。我们的讨论多半在吃饭的时间,地点是教职工食堂。我是本科生,本没有资格进教职工食堂,为了讨教问题,我就顾不了那么多了。我们一起讨论的话题很多,除了康德,还有很多相对高深的学术问题。他们读的书多,所以他们的视野自然比我们本科生更开阔、更专业。

那时国门刚刚打开,国外的很多英文资料涌入进来。我的英语在班里还可以,我翻译了《社会心理学》、康德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和《实践理性批判》等书籍的节选章节。罗国杰老师也很信任我,让我帮他翻译一些原著作品,大约十万字。翻译过程本身就是一种锻炼提高,遇到不明白的问题我就去请教高年级的学生,又是难得的学习机会。

这样跨年级的交流和对话,在努力中钻研、进步,这些经历让我受益良多。

回忆大学时光,除了学习,还有令我印象深刻的事,那就是每天早起跑步背单词。我那时是英语快班的课代表,出于鞭策督促自己的目的,我告诉自己必须得早起坚持背单词。早晨六点起床到操场。身体和头脑都运动,宿舍八个人一早就都出去了,那时候特别积极,风雨无阻。我还参加了学校武术队,早上跟大家一起站桩、压腿,然后下午4点多还有一段训练,每天两段训练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这个每天坚持锻炼的习惯,竟然把我多年的鼻窦炎治好了。

工作多年后再与母校结缘,是在1996年。校友们告诉了我一个好消息:国家的新政策出台,参加工作的可以用同等学力直接读博。我本来工作很忙,天天加班。但是感念他们的好意,我觉得是种鼓励,也是种肯定。于是,在学友们的帮助下,也通过自身的努力,顺利通过了五门加试,1998年,又回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入学读博。

我考虑再三,我认准了罗国杰老师令人折服的学养和为人,想着这就是我的人生导师,所以最终选择了跟随罗老师做传播伦理学方面的研究。罗老师思想很开放,也有一套自己的学术布局,我们这一批学生主要研究方向大都是应用伦理学。我们之前的工作经验成了博研经历中的一笔宝贵的“财富”。

我是全国大众传播伦理学的第一个博士。因为长期从事广播电视相关的工作,话语体系已经养成了传播学的习惯,写出来的东西就不像伦理学的。那时,传播伦理学在国内没有任何引进的读物可以借鉴,经常写着写着我就自己推翻了,博士论文的写作就是不断推翻传播学逻辑关系,更改成伦理学模式的过程。所有的大小书店,所有的和应用伦理有关的书我全都买来,还有就是去国图复印相关资料,集中研究应用伦理学的的话语体系。经此一段,我也明白这篇博士论文的写作,必定是要在曲折中寻找方向,不断摔跤跌倒再不断爬起来向前。论文很“难产”,加上工作繁忙,整个论文的写作打磨耗费了很长时间。到最后,借着“非典”时期会议少,我在办公室住了三个月不回家,天天修改论文,天天熬。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我的论文成为人大伦理学的全优论文。而这也成了我长达五年的博士生涯的完美句号。

博士论文的写作过程,潜移默化地使我有了一种学术思考的习惯,今后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会有两套思维体系,一套是尽职尽责要做的事,另一套就从一个学术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是怎样的。在职期间,我先后结合工作完成了近20个业务调研报告和部级课题,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红旗文稿》《理论前沿》和《中国广播电视学刊》等报纸杂志上发表了100多篇评论研究文章,先后主编出版了《中国电视艺术发展报告》系列等20多部理论研究著作。我的新专著《电视艺术创新:思维重启》近期已送出版社,即将正式出版。

 

知识即力量,理论广传播

从踏上岗位到退休,我在广播电视界工作了几十年。然而我并不是新闻专业出身。从哲学的高深转入广播电视的通俗,一切的最开始,都是机缘巧合。

本科毕业分配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作为一级单位,优先来到学校挑人。他们要求的条件比较苛刻,政治上、文笔上都得过硬。当时我在班里不是最能写的,却是最早发表文章的。我的学年论文写的是康德的终极意向,发表在《自然辩证法报》上,后被选入《人大期刊复印资料》,再加上我的毕业论文也是优,于是我就被老师们推荐,选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其实我自己当时也不怎么听广播,懵懵懂懂就一脚踏入了新的领域。

那个时候全社会都讲“知识就是力量”,大众媒体都非常重视理论。当时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理论编辑部这个部门,分为哲学、经济、法律三个组,我就进了哲学组。

到央广后我发表的第一篇学术小文章叫《受众群》,我提出了“广播受众群”这个概念,不认识我的人读了几乎都以为我是老头儿,跟我说一个多余的字都没有,条理特别清晰,逻辑性很强。我的文风就是这样的,这可能受益于我上学期间读译康德的英文原著,也受益于罗老师对我进行的的翻译训练,对我的思维能力起到了一定的潜移默化的积极作用。

刚去第一年,我找到人大哲学系的老师合作,做了“全国自学高考哲学问答”。我采访老师并执笔,之后老师再根据文稿帮我修改。这个哲学问答推出后备受好评,出版成书竟然卖了55万册。当时,理论编辑部根据社会热点举办各类广播讲座,例如:十三大党章修改的辅导讲座,就请修改党章的人来做广播讲座辅导,讲为什么要这么修改。如果农村改革是年度重点,我们就做中国农村改革当前的若干重要问题系列讲座;如果国企改革是年度重点,我们就做国企改革的问题;如果金融改革是年度重点,我们就做金融专题等等。之后印刷出版的书籍都十分火爆。而我基本上成为了每年理论编辑部的出书之“最”:推出书籍数量最多,销量也最高。比如《现代思维与改革漫谈》《现代领导观念漫谈》及《中国文化传统对话》。值得一提的是我编的《严新气功现象》是唯一一本被香港出版社选中并买走版权的严新相关书籍。

当然,这份工作压力也不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理论编辑部,当时在全国的权威性非常强。

著名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光明日报》刊载文章当然是第一功臣,但在整个讨论的前后时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手配合推出了若干相关的内容,在全社会营造合力。从那时起,每一个理论编辑部的成员,都以传播高端但又关注现实的理论知识点和对现实解疑释惑为己任。强大的权威性意味着重大的责任感。工作过程中,大家都特别注意确保文化的原汁原味和理论的准确性。因为任何一个微小的常识性问题都可能被听众挑刺,那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理论节目的权威性也就会受到挑战。

在理论部的工作,为我的职业成长和学术成长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文史哲经法都触及。每做一个大专题,就可以和相应学科领域里顶级的学者对话交流,自然也就在这个专业里有了积淀。

我举一个例子。在很长时间里,中国出现了“一手软一手硬”的问题,就是只抓物质文明,不抓精神文明。后来针对此问题,中央连发了两个精神文明决议。在这个过程中,全民掀起热潮,讨论社会公德、传统美德、职业道德等等话题。我策划了专题“传统道德大家谈”。“大家”有两个意义:一是从各方来的声音,所有人都可以参与讨论。二是专指名家、大家发表自己的观点看法。我当时采访了很多哲学界、史学界、文学界的泰斗,比如任继愈、季羡林、张岱年,邀请他们来谈中国传统道德是什么。有些地方把我们每期节目的内容都张贴出来,广为宣传。我们收到了好几麻袋的听众来信。后来这些内容结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书籍叫做《传统与选择——中国传统道德大家谈》,出版后广受好评,大家都爱看。我后来还做过一个比较有影响力的专题节目——“共和国法制建设50年”。第一部宪法、第一部婚姻法、第一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我们邀请所有参与过法律制定、撰写法律条文的前辈来口述历史,作为历史的见证记录。因为我并不是法学界的人,很多情况都不了解,联络采访的时候,得到了司法部、中央政法委、人大法工委、中国政法大学等多方面的帮助。现在很多当时参与节目的人已经不在了,这些录音也就成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绝版,常常作为重要的音频素材出现在重大节庆的专题节目中。后来,根据这些录音内容,我整理出版了一本书,叫作《共和国法制建设50年》,我因此入选中宣部司法部“三五普法先进个人”,《人民日报》刊出了获表彰人员名单。

还有值得一提的一件事是我曾接受总理办公室的任务,撰写《答日本NHK记者问:如何看待九十年代中国改革和中日关系未来》,要求我用五天交稿,我四天就交了上去。大领导批示:写得很好,可提供参阅。后来得知这项任务在我之前曾找了好几个人都没接下来,由此我得了“广电第一支笔”的绰号。

长期的工作积累,让我个人形成了一个中国顶级专家的联络资料库,这一点我非常自豪。简单说,全国范围内所有学科领域,无论需要找哪位专家,我马上就可以联络到。这主要是与我在日常工作中很用心的积累有关系。每做一个专题,联系采访的相关专家我都认真记录下来,逢年过节也会打电话问候他们。没有什么礼物相送,我就把每年出版的书籍寄给他们,就这样保持联系,形成一个庞大的联络网。每遇到大事需要找专家咨询,各部门同事就会打电话过来,让我帮忙推荐联系相关专家。我也会根据情况给出自己的建议,比如哪位专家最近身体不好暂时不要打扰,哪位专家水平很高或者口才好等等。国家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等,每一个中共中央的决议的辅导报告都是理论部首先去做专题的讲解辅导,请报告的撰稿人来直接做节目。我是全国理论广播研究会的会长,负责协调全国30多个省台的社教部,统一时间,统一联播,然后各台根据自己的时间重播。

我赶上了理论节目在全国最辉煌的十几年,我很幸运,也很努力。由于我在广播方面的业绩,《中国新闻出版报》当时对我做了一篇2000多字的人物通讯——《激情飞扬的广播人》。我总觉得自己溶在血液里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这种使命感和责任感鞭策我:做事不能凑合,做事要严谨,要追求完美。

 

展示真善美,凸显价值观

作为人大人,我不仅学到了丰富的知识,还真正领略到、体会到知识分子的拳拳之心。

记得中央电视台要拍一个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精神文明决议的专题节目。由于电视业的发展,电视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上级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中央电视台,认为全国广播联播已经做到顶了,没有再上升的空间了,就做电视,那是1996年。因为我有理论部功底,当时被借调到中央电视台,正好接手这一任务。我去的时候,任务已布置下来两个月,还没接上头。杨伟光台长就说:丹彦来了,这些事由她牵头总负责,我就开工。我记得有关于精神文明道德建设这部分,是中宣部常务副部长郑必坚牵头负责,由中宣部理论局局长李君如来讲。在十四届六中全会正式会议之前,我们的讲座已经录完了。等到决议一通过,就准备开播。

这个时候就发生了很有故事性的一个情节。那是在京西宾馆的十四届六中全会的预备会上,大家对整个文稿进行讨论,对最后一稿提交反馈。当时会上就有中国伦理学会会长罗国杰老师。

我记得他看了稿子以后,作了15分钟左右的发言。重点是针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决议里面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德建设。有个背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直讲“以集体主义为原则”。我们这么多年伦理学教学,强调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理念,就是“集体主义”。但这一稿,把这个改成了以“为人民服务”为原则,说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德的基本原则。罗老师看了文稿之后阐述了他的观点,主题是“集体主义不能丢”。他说,从《共产党宣言》开始,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理念,深层伦理原则就是集体主义,而不是个人主义。可以说,集体主义这个概念是共产主义奋斗目标里暗含的一块重要的理论基石,不能去掉。他用15分钟的发言说服了撰稿组的所有专家,但是因为已经写成了“以为人民服务为基本原则”,时间非常紧张,再过2天就开会了,大家就紧急动手修改,将决议改成 “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在其他地方强调指出“要加强社会主义的社会公德建设、职业道德建设、家庭美德建设,要在建设过程中坚持和弘扬为人民服务和集体主义精神。”很显然,集体主义是后加上的,但是集体主义没有丢。在这件事上,作为执政党的决议,上会之前审议稿能够吸收一个专家的中肯意见,显示了我们执政党建设的开明。这么多年的发展过程表明,我们认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谁掌握着检验后的真理,我们就认同谁。

对罗老师而言,就是在这种场合下已经被层层的各级审查通过的稿子,他认为什么表达更具真理性,什么表达更具实践性,更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它是一个基本原则不能断。罗老师敢于站出来,应该说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像这样的人,不是多了,而是太少,十分难能可贵。能用15分钟将集体主义讲得清晰明白,脉络清晰,确实体现了罗老师作为理论大家的修养和学识。同时,也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有责任感、使命感的理论家、伦理学家的担当。作为伦理学的泰斗,他心里面只认同什么是真理,而不是谁的权威大我就听谁的。我认为,这就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高尚的品德和博大的爱国情怀,高山仰止。往小了说,罗老师是我们人民大学的骄傲。往大了说,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骄傲,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杰出代表,是我们哲学界的骄傲。同时,因为他修改了决议的一个理论核心支点,我作为节目总负责人,就要把这一讲重录。当时找李君如局长,他很爽快,说丹彦这一讲咱们得重录。这一点对李君如局长来说也是很不容易的,实际上修正了李君如局长和郑必坚部长的观点。大家都向真理看齐,重新录了包含集体主义的一讲。

在十四届六中全会后不久,我又接受任务做了十五大报告的专题解读节目。当时我用多年积累的专家信息库资源询问这次总撰稿组由谁牵头负责,一问是时任中办主任的温家宝负责,中宣部常务副部长郑必坚是常务副组长,工作点定在玉泉山。我就去采访,上报到台里,杨台长说:“好,就按照这个采访出结构、录专题”。大概是22集还是24集这么一个体量的专题,每一集20分钟。采访的名单都是各方面撰稿组的牵头人,例如:外交部分是由当时中央外事办主任刘华秋主讲,军事方面是副总长熊光楷主讲,经济体制改革部分由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主讲。后来播出的整个讲座,创造了中央电视台的重播之最。我当时了解到台里已经重播了43次,历史上,在中央电视台的专题节目中,这是从来没有过的。除了《西游记》,现在全中国任何一个电视节目也没有被这么关注、这么重播过。因为从这一次决议开始,全国党员都以收看电视学习为主了。从此以后,电视专题片就成了宣传党的精神、传播党的声音的首要媒介渠道。

 

荧屏绽异彩,纪录万象新

从1982年大学毕业到2000年调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宣传管理司,这18年的时间我一直在广播电视领域的一线工作。除了上面提到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丰富工作经历,我还在中央电视台呆了两年半的时间。那两年半属于挂职交流的性质,我当时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理论部主任,到中央电视台是社教中心副主任。

我当时经手管理了很多知名的节目:《夕阳红》《十二演播室》《走近科学》我是第一策划,《今日说法》也是我们一起开讨论会拿出的最早方案。用力最多的还是纪录片。我到了央视之后,参与监审和策划了很多大型的纪录片、专题片。

《世界著名大学》这个专题特别值得一说。那时候国门刚刚开放,已经有些人开始外出留学。但是学习的通道还不那么顺畅,很多情况大家还不了解,掌握的信息也有限。基于此,我一手策划了这个专题,也是想为大家“打开一扇窗户”。当时领导也很重视,一下子批了几百万元。

每一集上下两部分共30分钟,做了破题的开篇。澳大利亚六个省我们转了四个,片子内容很丰富,介绍了澳大利亚十所著名大学,还采访了这十所大学的校长、澳大利亚的教育部长、青年旅游部长和科技委主任。我当时既是出镜记者又是撰稿人,忙得不可开交。

节目播出之后,火得不得了。连续三、四个月电话不停,都是咨询提问的。“那么好那么漂亮的校园,那么好的环境,我们怎么都不知道?留学怎么留,手续怎么办?”各种问题,一波接一波。说《世界著名大学》这个专题片的拍摄掀起了澳大利亚第一轮留学热,毫不夸张。

除了普通大众关注,这个片子还引起了同行们的注意。好几位拍纪录片的资深专业导演都认为片子拍得特别好看,还特意找到我,说王主任我得向你讨教,你那个镜头是怎么拍的,怎么接的,怎么能拍成这样的效果。但其实我是半路出家,做广播出身转到电视。这个片子能有这样好的画面效果,主要得益于两点。第一,我有一个好的摄像。这个摄像的腰功极强,不带哆嗦的。他拎着机子跟拍,我边走边采访人,他就跟着走,镜头保持得特别稳,也没用任何滑轨。我们也特意用心挑选了很多刁钻新鲜的角度拍,都是之前不常见的。第二,当时我们跟澳大利亚使馆关系很好。他们有拍好的年度最新宣传片,很多镜头都十分漂亮。因为我们拍得很通透,都是阳光白云蓝天的背景,他们的片子也很通透,两者刚好可以无缝对接。所以有些地标性建筑物的镜头,我们就直接拿来用。这是个讨巧的办法,效果也非常好。这个节目共做了106集,至今仍作为央视品牌节目继续在电视上播出,近期节目也将连线上短视频播出。

1998年,又有一个重大的题目摆在面前。时值改革开放20周年,那时我是一线的总监制。我们拍了《改革开放二十年》这部纪录片,这也是中国较早的一部以纪念改革开放为主题的纪录片。一共12集,有人物、有故事,有长镜头、有蒙太奇的手法,打破了之前编年式、文件式的纪录片创作结构,在创作手法上进行了很多创新。片子的第一集《飞越神州》,是第一次航拍中国。通过鸟瞰,纪录中国每个省的发展变化。当时拍摄也很不容易,有一次飞机出事差点出人命。飞机要是再歪一点,我们总摄影师的整条腿就会被压得粉碎。好在种种努力终究值得,片子播出受到了观众的好评,也拿了不少奖项。

在央视的时间不长,但是由此我和专题片、纪录片结下的缘分不浅。后来我兼任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的秘书长和副主任,组织制作了系列电视纪录片《绽放的力量——中国电视艺术回眸》,用四集把中国50年电视艺术的特征和来龙去脉说清楚。做这部片子历时三年半,披露了上百张珍贵老照片,采访了两百位老中青三代电视知名人士。前期没有任何的宣传,但播出之后,圈内专家都给我打了电话,说有一个纪录片不错,一看是你做的。圈内人也互相传,说最近有一部重量级的纪录片。能获得肯定自然值得高兴,而这背后也包含了我从业多年的思考。做纪录片,我们总结的思路逻辑是“专题故事化,故事人物化,人物细节化”。专题片要纪录片化,纪录片要有专题片的高度,这才是国家级电视台的品质。后来这部片子被国家档案馆收藏,我们又续拍了十八集。另外还拍摄了三十集的《飞天传奇》。

实践向前推进,也要有不断进步的理论做支撑。《中国电视》是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主办的艺术理论刊物。我去到艺委会之后,正好赶上纪录片和动画片的大发展,所以我就又增加了两本杂志:《中国电视∙纪录》和《中国电视∙动画》。说起来,我是自己给自己增加了工作量。本来作为主编,我每月只是审一本杂志,增加之后每月就要审三本,有30多万字。我在任期间,杂志办得很好,有好几个学校的院长或是老师都想跟我合办栏目。名义上是合办,其实就是拿钱换、卖栏目,因为现在杂志的版面都很紧张。但是我一直坚决顶着,就坚持做纯学术刊物,不卖任何版面。

2010年,我们决定组织编撰《中国电视艺术发展报告》年度蓝皮书。这本书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以下简称广电总局)首次组织编撰的,具有专业性、系统性、文献性和权威性。我也是连续熬了好几个月在撰写,连我的助手都说这本书出不出来了。因为第一本需要建立一个规范和标准,所以来回推翻了再起草,连续推翻了四稿五稿。总论部分我就天天熬夜,咖啡、茶、西洋参换着喝,结果熬的不行,我还能坚持,但把我的司机熬的春节高烧在家里病了三天。打开书籍,连这里面的祥云纹样式的设计都是我建议的,我对这些细节很追求完美,希望图案的特点都是能够和我们电视的节目和我们的主题相关的。这本书连同照片图表合计八十万字,其中我用图表的形式来做的著名栏目汇集,为这些信息做梳理和存档,做得非常严谨和权威,直到现在他们都还经常要查询这个表。这本蓝皮书也是唯一一个蓝皮书系列能够在《光明日报》用全彩版整版给我们宣传推介的。做蓝皮书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把每年的情况打一个结,有一个时间节点和空间节点的结合,这样把事情的进步和优劣就看清楚了,等到两年的时候把这些一合并就变成书了,这也是一种工作思路。所以就慢慢让团队都有这样的工作思路,现在他们都成专家了,有关于纪录片、电视剧等等的论坛,肯定得请我们分卷的主编去讲课,慢慢也会成为副主编。

多年来我一直积极在做各项课题的研究。例如:关于引进节目模式问题的最早调研报告就是我提出的。内容涉及分析中国引进节目模式的现有类型,国外引进节目模式的渠道和方法研究,引进后有哪些受益以及遇到的问题等等。每到一个省台,我都特别注意在相关问题上做深入调研。这些调研为政府职能部门的节目管理提供了第一手的政策参考依据和背景资料,也便于日后对节目管理进行更好的把握。

 

坚持守底线,规矩成方圆

调入广电总局宣传管理司之后,我的工作内容从一线具体性的事务上升到了总体性的监管、审核、统筹。守底线、立规矩,更是对自身使命感和责任感的考验。而且我是广电总局唯一一个身兼两个局的干部,一个宣传司,一个中国电视艺委会。 

有一年,广电总局派我和一位同事一起到商务部和日本通产省去谈判。最开始准备的时候,发来了两个问题:中国动画的现状、如何开展中国动画和日本动画的深度合作的问题。第二天去谈判。日本通产省来了一个团,分项和我们各个部委的人对话。有三个人来和我们对话,在问完那两个准备的问题后,日方说:“我们日本有很多动画片在全球都非常受欢迎,有很高的质量,我们在全世界都卖得很好,但已经两年时间了,我们日本的动画片没有一部被你们中国引进。你们口口声声说要引进全世界优秀的文化,为什么对我们日本动画片采取这样的态度?”这是一个突如其来的问题。 我立即回应道:“任何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在它发展的起步阶段都有保护性的措施。我们国家的动画正好是在这个阶段,我们要对自己民族动画产业的发展给予一定的保护和倾斜,所以我们最近这两年就没有采取引进国外动画这样的政策。”一句话就给打回去了,这是一定要打回去的。他本来觉得我对这突如其来问题会不知所措。不是说他们的动画不好,但是你就得这么说。我就是敢于说“不”。

他们后来问了差不多三个类似的越规的问题,反反复复地说为什么日本这么好的东西,中国以前引进,而且效果很好,现在不引进了,这个是违反常规的。因为之前我刚带着中国动画团到日本去考察不久,日本动画界和中国动画界要深度合作,大家都很友好,都想合作。但是现在我们实际上就是要保护我们民族动画产业的起步发展,所以我们要采取这样的政策。我说:“我们欢迎你们跟我们合拍,但是引进我们可能要限制,我们要把资金、资源都放在我们自己的产业上,最好的黄金时段只能播中国动画片!现在黄金时段播出的中国动画片虽然看着品质有点粗糙,但是必须有这个过程,我们相信未来会越来越好!”

我们必须得要在该说“不”的时候说“不”,哪怕是面对领导,哪怕面对利益,尤其在是国际形象、国际关系中,你还是得有自己的一些原则。该表达的表达,该维护的维护。这也是职业带给我的很独特的经历。

记忆深刻的还有一件关于迪斯尼落地中国的事情。迪斯尼当时要在中国落地已经筹备了大约有十年了,他们的条件就是:迪斯尼的建造要带个频道落地,并且要在北京或上海或广州挑地方。后来,上海浦东新区就主抓这个事了,打算与迪斯尼深度谈合作。于是,迪斯尼出钱,组织我们相关部委的所有的人,去全世界迪斯尼转一圈,考察迪斯尼到底适合不适合落地中国。我转回来以后,写了一份详细的分析报告,核心意思是:迪斯尼是披着华丽的文化外衣的文化输出,这个我们必须要小心。法国迪斯尼建在戈壁滩上、高地上、风口上,为了躲避风口,它把迪斯尼挖一大坑放进去,然后建个高墙,高墙外面要求迪斯尼建一个医院,建一个学校,建一个地铁站,这些要求迪斯尼都做到了,于是法国才把这块地给了迪斯尼。日本是填海建的迪斯尼,香港地区也是填海建的,凭什么我们人口多,耕地少,我们要把良田改成迪斯尼乐园。迪斯尼的理论是,我们具备世界上最优质的普世文化资源,比如我们讲:友爱、勇气、自信心等等,任何家庭小孩都需要的,既然你们是要引进各国文化的,就应当引进我们。但我发现,每一个迪斯尼最赚钱的是“海盗船”,就是美女与金钱决定一切的项目。背后他们悄悄赚钱,但表面上把共享价值往大了说。有的领导说:你这话说的有点犀利;也有领导说:我们还可以再犀利一点,迪斯尼就是一个文化帝国主义。我说我就中间值,就这样给他们送过去,但是再有什么,也不能让他们频道落地。应该把它们放到一片未开垦的荒芜之地,如果像法国那样,让迪斯尼必须给我们配一个医院,配个学校,配个地铁站,配个商场,配个宾馆等等,这些就业不就解决了,还会有很多游客去的,而且顺带拉动当地基础设施建设。我们可以让他进来,让他离得远点不就完了吗?我该说的话还得说,因为我是为国家、为民族的未来负责,为子孙千秋负责。

曾经有三年时间,全国所有引进的电视剧和动画片,我是最后一支笔,是否播出以我最后签字为准。所以,当时可以说国内国外的电视剧,还有动画片,我是全中国看得最多的。因为如果每个台一年能够引进一部,那么全国就需要引进三十多部。而三十多部是在一百多部里面选,引进之前都要审。虽然有专家团队会提专家意见,但是我的领导交代给我:专家意见,你只能参考,你自己要看。我说好,我就每天晚上看,一集一集仔细看,看到底有没有问题。每天看到十二点、一点多再回家。

有特别节目的时候,我白天上班,晚上去节目现场。例如央视青歌赛播出时期,晚上我去做青歌赛评委监审,其他一起做评委监审的还有赵季平、李谷一、闫肃、金铁霖几位老师,要评审谁为什么打高分,谁有什么问题之类。

我也是央视春节联欢晚会审查小组里的成员。白天上班,晚上审春晚,一审就审两三个月,以前都是这样的。晚上审春晚的时候,比如五个小时的节目,吃晚饭都快夜里12点了,吃完晚饭再开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的会,凌晨2点钟回家。第二天早上8:30又按时出现在办公室。电视圈就这个节奏。 

我连续参审了15年的春晚。在春晚审查小组成员中,我往往是提出最直接、最具体的审查意见的人。例如:2009年春晚有个小品是《不差钱》,就是小沈阳出道的那一个。小品内容说丫蛋要去上星光大道,当时的台词有一句是丫蛋说“爷爷,我才16”。我说这句不行,违反广电总局关于真人秀选秀节目的规定,规定明确要求了参加选秀节目必须18岁以上。那年春晚录过六次彩排,他们改过一回,但是后来又改回来了,到腊月二十九晚上最后一场彩排时还按照16说。当然演员确实也有自己的考虑:因为这是垫的一句,后面还跟了一个小包袱。如果这句话不说,后面台词的衔接很突兀。但是我很坚持,穷追不舍。到了年三十上午,我给中央台副台长打电话,说必须得改,否则全国的选秀规定就搞乱了。坚持原则是一方面,我也会认真帮他们想办法。因为我是一线干节目出来的,我不会直接说“这样不行,你们自己看着办”之类的,我会给他们出招。《不差钱》这句台词,我后来跟他们说,建议改成“爷爷,我才多大呀。”就模糊一下,不要具体说年龄。最后当晚直播就是这么处理的。

这种事情就是马虎不得。春晚是全国文艺管理的晴雨表。各地方主管文艺节目都对标春晚。春晚能到什么尺度,当年的综艺节目就能到什么尺度。所以坚守住这个底线,至关重要。央视的节目抓得紧,地方上的节目我们也丝毫不放松。江苏电视台的《非诚勿扰》曾经引发了一阵全国的热议,“宁可在宝马车里哭,不在自行车后面笑”这种言论,十分恶俗。全国声讨,节目被叫停整改。我当时就对他们提出建议,说一方面是停播整改,但另一方面也不是说这个节目就枪毙不能做了。修改以后的节目,请了新闻阅评组派人去看,让他们跟进整改过程。新闻阅评组会根据实际情况写报告,最后反馈回来是写了三篇批评,两篇表扬。客观全面认识,不都是负面,《非诚勿扰》这才留下了种子,一直到现在还在播。

在电视节目监管这方面,中国的情况比较特殊,和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不一样。其他国家和地区是事后管理,建立法规,违法了就处罚。我们的新闻传媒一直都是以事先管理为主。另外,我们的电视是不分档的。大众传播和窄众传播,伦理要求规范不一样。比如一些欧洲国家,8点半前叫合家欢时间,电视节目里不能有接吻的镜头,不能有床戏,要求很严格。8点半以后,非合家欢时间再有具体的规定,是儿童在家长指导下观看或是儿童不宜,不同档位有不同要求,划分很细致。这种电视节目分档的机制在全世界都通行,但是中国没分。那怎么办呢?就只能在宣传的细则上把关。

我在任期间,将管理从事前管理发展到事中和事后管理相结合。事中管理就是:中间出现不好的情况就马上调整。例如:重庆台的《第一次心动》选秀节目,曾出现了严重低俗问题,我们立即叫停整顿,网上出现了98%的网民一边倒的支持,得到了大家一致的认可。

事后管理这方面,之前的监管条例只有十条要求,都是纲领性的,没有具体化。我牵头制定的细则,规定就很细致了,把这些年关于反低俗和不规范的内容全部细分化,比如规定少儿节目主持人,不能穿破洞牛仔裤。因为主持人这么穿的话,太过个性化,可能误导没有判断力的小朋友。整个制定的过程也是不断打磨,试行,修改,再试行,之后全国推广。现在每隔一两年,应该还有一些细微的修订。不过整体上这些年因为有具体的明文规定,电视节目上低俗的问题已经很少了。制定这些标准,规范国内的电视荧屏,也使得和国际的反低俗接轨成为一种可能。因为反低俗不是中国的问题,是全球的问题,全球的视听领域都存在低俗的现象。有段经历我记忆很深。国外的同胞跟国内民众同样反感低俗甚至更强烈。2011年我作为国际艾美成员带团出席纽约的国际艾美奖典礼。之后在纽约领馆总领事陪同下,应邀去哈佛大学演讲,讲的是中国电视艺术发展的现状与趋势。哈佛周围几个常春藤学校的中国留学生也去了不少人。互动时间他们问的全都与国内荧屏低俗问题相关,很是焦虑!让我很感慨:海外学子都这么关注反低俗!爱国不是空话而是关切祖国荧屏净化。我们在其位更得谋其政了。

因为上级让我长期分管全国反低俗工作,因此节目播出、艺人言论不合适,都是先到我办公室来做检讨的,第一轮都是我谈,具体是怎么错了怎么整改,这个叫做“反低俗诫勉谈话”,我前后负责反低俗工作约12年。由于我长期处在广电编创一线岗位,所以我到管理岗位后也不由自主地爱站在被管理对象的角度思考问题,批评的同时也常提一些调整建议。我也曾经给电视剧界出了不少主意,我说你们要拍医疗剧,医疗剧绝对是好题材,中国没有好的像《仁医》那样的医疗剧,所以你们要拍。现在医疗剧,已经成了一大剧种了。还有一件记忆深刻的事,电视剧《世纪之约》是讲大亚湾核电站的故事,但总通不过审查,我就建议他们找核工业元老专家们看片子,再把看片子之后的建议上报。就这样顺利通过了,片子播出后,反响很好。在多年的管理岗位上,提了很多也许是看似微不足道的建议,但也算是对电视艺术的发展尽了我自己的绵薄之力。

 

开拓勇尝试,去故方取新

虽然要坚持原则,但我的思想不保守,而且不唯上。就像陈云老前辈说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从事国家媒体形象管理、宣传管理,尺度分寸拿捏当然重要,但是也不能因此就缩手缩脚。遇到好的主意就要大胆尝试,觉得合适的内容就要尽力支持。

“超女”节目最开始播出本来是在地面频道播出,想上卫视但又不敢。后来湖南卫视的人就借着请我讲课的机会,把这个节目给我看了,说我们有个新节目,你看一看,行不行。我当时看没什么问题,就是最初的海选,选手都挺朴素,也有专家点评之类的,我说这符合中央文件说的“三贴近”,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贴近实际,可以的。

后来“超女”做的越来越大,影响也开始有变化。《成都晚报》发报道说因为“超女”海选导致万人逃学,领导就开始考虑叫停这个节目。我当时跟部长争取,说我先去实地看看是不是有这个情况,之后咱们再定。我第二天就到成都,发现所谓的万人逃学已经没有,大约就在星期五下午出现了一回。于是我就跟上级领导反馈,说所谓的万人逃学这事已经过去了,就是报纸疯传。而且,这不是个政治问题,如果叫停,问题也比较大。我的建议是边播边改。上级领导听了也认同,就采纳了这个建议。

之后我们就盯着整改,在“超女”最火的那段时间,我们每个星期给湖南卫视发十条修改意见。每一次的这十条意见是我最后定稿,然后交给领导审核签字,再传真过去。经过坚持不断地改,我们净化了荧屏,相关的业内人士也对此有了新的认识。《娱乐信报》是第一个公开骂以“超女”为代表的电视节目恶俗的媒体。后来在上级机关组织的主题讨论会上,北京电视台主持人表示,看到最近荧屏的变化了,虽然曾大贬超女说恶俗,但在这里他们收回恶俗的说法。

《恰同学少年》也是个典型的例子,这是第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青春偶像剧。剧里把青年毛泽东这个人物在湖南长沙第一师范的校园里的画面弄得干干净净的,跟话剧舞台似的,一身白校服一尘不染,一个褶子都没有。但是这部剧演出了那个时代的大浪淘沙,就是不同的学生选择不同的人生道路,最后有不同的人生造化。这样一个戏,当时审查的时候以批评声为主,“这还像重大革命题材?”“这个大事不虚,小事不拘,这搞得这么华丽,这么漂亮,我都怀疑。”好多专家都持这种意见。只有我一个人无保留地支持。我当时就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试一试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用多样化的艺术形式展现呢?我们既然是谈中学时代,青年人18岁选择人生道路这一段,那我们用这样的形式是完全可以尝试的,并不是说重大革命题材一定都要穿得破衣烂衫。在重大题材组,人家都是老文献专家、军事专家、党史专家等等,而我本身比较年轻,我觉得自己可以更多代表年轻一点的人。而且在电视剧界,我了解一些现状,我觉得我的发言就是说了一点实话而已。这部剧后来播出,整体反响也非常好,获得了“飞天奖”。后来我听人讲,《恰同学少年》的主创之一把我会上的这段录音反复听了三遍,对于我的这份支持十分珍惜。

我作为多个部委的联络员,每年要参加几十次各部委的会议与活动。文化部牵头的“相约北京”国际联欢活动现在叫“相约北京”艺术节,每年至少有四五十个国家的艺术院团,作为主办方之一的代表,每年我都在北京发布会上讲话,讲怎么宣传好这个活动。

还有值得特别说的,是我在艺委会时主管中国电视剧“飞天奖”,这个奖项我一共管了十年。当时我接手的时候,“飞天奖”的知名度已经滑到谷底了。就是提到电视剧奖项,大家都不知道有一个“飞天奖”,只知道有一个“金鹰奖”。我主管“飞天奖”之后,为了打造知名度,想了很多办法:搞论坛、出书、让所有获奖者上新媒体等等。我还用到了自己积累的资源,因为我在宣传司时管理全国的电视台,各个卫视都熟,我就一个台一个台地打电话,建议各个主要卫视都播出“飞天奖”的颁奖典礼。

2009年举办第27届“飞天奖”的颁奖典礼,是在水立方。业内人士都说那是一个无法超越的里程碑。当时我们设计了很多很有创意的环节,比如水上芭蕾、空中飞人、获奖的导演走上星光大道去领奖的时候,两侧的水上芭蕾溅出的水花引领获奖人一路前行,达到了非常好的视觉效果。那一年正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我们还设置了“60年60人”突出贡献奖,都是德艺双馨的艺术家获奖,李雪健还作为代表做了全体电视剧人的宣言。航天英雄翟志刚和英雄航天员刘伯明、景海鹏为他们颁发的纪念奖杯。

由于我在艺委会的一系列改革,《光明日报》刊发了长篇特写肯定艺委会这些年加强电视文艺评论评价的举措。

 

传递正能量,树立新风气

我认为由于我学哲学伦理学,所以我自己更喜欢做正能量的事。无论是理论部的理论传播,还是后来的评奖、监听监看,反低俗等等,都是正能量的事情。

抗震救灾也属于正能量的事情,那时候我们真是挺拼命的。2008年,我刚去艺委会兼职没多久,正好赶上汶川地震事件。我负责统筹捐款并对接汶川地震“爱的奉献”特别节目捐款。我就带着几个年轻人连夜干,每天我手机打电话打到滚烫,打到没电再充电,然后再没电再充电。一开始是每个省广电局、电视台、广播台,还有各个电影厂等等的捐款每天汇总到我这里。到最后,全国所有的宣传思想文化口的捐款都到我这里来汇总,然后我交给民政部汇总。民政部汇总之后,决定在央视“爱的奉献”节目直播中,捐款300万以上的爱心代表可以举捐赠牌上台。谁能上台全靠我的记录决定,我担责任。

当时节目后台,有各种各样应急的事情。例如:当时某省代表,找到我说:“我现在没有300万,但是我一定要上去,要不我们省就丢大了,你一定得让我上台。我确保300万,力争1000万,你信不信我?”这时候,这位代表我并不认识,他说话管不管用,我只能靠我自己判断。打电话给省电视台台长,问你这宣传部长人怎么样,能力怎么样,威信怎么样,然后再问广电局局长,再问一下这个省里面,问捐款能不能保证,这个问完了以后,然后我说让他上。这时,副台长说:“不行不行,他连300万都没有,怎么能举牌1000万的牌子呢。”我说:“你让他上,我王丹彦负责,如果他真的没钱了,我到(某省)追债去,我也让他到1000万!”那位代表最后就举了1000万的牌子上台去了。后来他感谢我,让他给他们省争了光。当时在现场,我就做了两个类似这样的决定。这是必须担责任的。如果制造假新闻我自己事业就会毁于一旦,如果说假话,后面对不上账也不行。后来钱款很快到账。节目结束以后,每一笔款项都是经过我和民政部赈灾司的司长,一笔一笔的对账,不敢有丝毫马虎。

与此同时,我还负责广电总局赴地震灾区的两个慰问小分队的联络情况。小分队的吃住行情况,危险不危险,等等这些都是我在管。每天要把小分队的最新信息汇总写一份简报,报送中宣部。例如:前方新写来的歌词是什么,他们演出了几场,遇到了什么困难或者受到了什么样的欢迎等等,都需要写清楚。

一切完成后,总局领导在党组会上说:“这回丹彦是咱们的第一功臣。”后来的玉树抗震工作又是这样一个过程。

工作几十年,我参与过的项目、内容还有很多,如此种种,不一而足。我这人这么多年性格始终如一,追求完美,再加上好强,做什么事都要尽力做好。

回过头来看,我觉得走过的这几十年很充实,也应该说是一直在努力,回馈母校给予的“站位高视野宽”的这种教育。我一直以来的座右铭就是两句话:认认真真做事,老老实实做人。但是最近我根据自己的经历,认为还应该在此基础上加上两点:健康的、快乐的生活。把健康和快乐放到生活中很重要的位置,这样的人生才能更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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